记者们扛着相机守在门口，一见怀特主编出来就围上去：“古德先生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不愿意见人？”

主编被问得头疼，只能重复那套说辞：“作者希望专注创作，不愿被打扰。”

有天早上，顾从卿在大使馆的信箱里发现一封读者来信，信封上写着“致阿瑟·古德先生（转顾从卿收）”。

信里夹着片干枯的薰衣草，纸上用娟秀的字迹写着：“福尔摩斯是否真的不会回来了。”

顾从卿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和那些谈判文件放在一起。

他看着窗外街上游行的读者举着“我们要福尔摩斯”的牌子，忽然觉得有些讽刺——这些人为了一个虚构的侦探如此执着。

刘春晓带海婴去公园散步时，听见两个老太太在长椅上念叨：“我猜作者是个老头，不然怎么这么狠心。”

“说不定是个女人呢？

女人发起狠来更厉害。”

她抱着孩子，听着她们认真的猜测，忍不住低头对海婴小声说：“你爸爸现在可是伦敦最神秘的人了。”

主编在电话里跟顾从卿苦笑：“现在连女王的私人秘书都来打听，说女王陛下也想知道福尔摩斯的结局能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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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们，”顾从卿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泰晤士报的后续报道里，有记者猜测：“古德先生或许不是英国人。”

理由是书中某些细节带着东方思维的痕迹。这个猜测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新的涟漪，有人开始翻找书中的蛛丝马迹，试图拼凑出作者的国籍。

顾从卿看到报道时，正在准备下一场谈判的资料。

他用笔在“主权”二字上圈了圈，心里想：找吧，就算你们猜到我是谁，猜到我来自哪里，也改变不了任何事。

福尔摩斯的结局不会改，香江回归的结局，更不会改。

过了几天，顾从卿刚结束一场僵持的谈判，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公爵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对方带着些许无奈的声音：“顾，你得给我个解释——为什么要让福尔摩斯掉进瀑布里？我孙女昨晚哭了半宿，说再也见不到她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