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统筹资源，”顾从卿翻开笔记本，里面记着上半年调研时的发现，“咱们联系世卫组织，争取让论坛成为官方合作项目；再协调内地中医药企业参会，形成‘内地研发+澳门平台’的展示模式。澳门的独特优势，就得放在国家战略里才能放大。”

散会后，顾从卿回到办公室，桌上堆着刚从香港寄来的《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他翻到“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互认”章节，用红笔圈出“2023年互认案件同比增长37%”的数字——这是他推动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后，最实在的成果之一。

“主任，英国驻华使馆发了照会，想派文化参赞去香港考察非遗保护。”小李敲门进来，递上文件，“按新流程，是不是先由咱们统筹，再协调香港特区政府对接？”

“对，”顾从卿在照会边缘写下批示，“让文化和旅游部提供内地非遗保护的成功案例，比如昆曲振兴、古琴传承，让香港的非遗项目（像粤剧、凉茶制作）和内地形成呼应。告诉英方，香港的文化繁荣，正是‘一国两制’下‘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

中午去食堂的路上，遇见刚从澳门回来的老张。“那边的青年外交研习社办得红火，”老张递给他一份简报，“有个澳门大学的学生说，以前总觉得‘外交’离自己很远，现在跟着咱们的使团去了趟里斯本，才明白自己也是‘国家名片’的一部分。”

顾从卿笑着点头：“这就是我们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外交大局’的意义。下次组织使团，多带些香港、澳门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国际场合讲讲自己的故事——比如香港的国安法如何保障社会稳定，澳门的博彩业如何规范发展，这些比咱们讲十句都管用。”

下午处理完堆积的文件，顾从卿站在窗前，望着远处人民大会堂的穹顶。夕阳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标牌染成金红色，他忽然想起机构调整初期，老领导说的话：“外事工作，既要抬头看世界，也要低头看脚下——脚下的土地，包括香港、澳门，都是咱们工作的根。”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海婴打来的：“爸，香港大学的合作项目出了点国际专利申请的问题，对方总把‘香港’和‘中国’并列，我该怎么回应？”

“你告诉他们，”顾从卿的声音沉稳有力，“根据《基本法》，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所有专利申请必须标注‘中国香港’。这不是小事，是原则——就像咱们做外事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模糊国家主权的边界。”

挂了电话，他翻开最新一期的《外事工作动态》，首页的编者按是他写的：“统筹协调不是‘大包大揽’，而是确保‘全国一盘棋’；尊重特区高度自治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国’前提下凝聚最大合力。”

暮色渐浓时，顾从卿整理好公文包，里面装着明天要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外办对港澳外事工作统筹协调的若干建议》。走出办公楼，晚风带着凉意，却吹得人心里透亮——从国务院外事办到中央外办，变的是机构的职能边界，不变的是一代代外事人“为国担当、为民尽责”的初心，就像这秋日的天空，辽阔而坚定，始终托举着家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