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本名刘援朝，一个名字就带着时代烙印的中年男人。他是外交部下属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的一名资深项目协调员，常驻东非已近十年。不同于西装革履的外交官，他常年的装扮是耐磨的卡其布裤子和塞着钢笔的短袖衬衫，皮肤被非洲的烈日镀上了一层古铜色，眼角刻满了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留下的细纹。他经手过修路、建厂、医疗援助等多个项目，堪称“非洲疑难杂症处理专家”。这次他是因阶段性项目结束回国述职兼探亲，被农业部“截胡”来给这支农业技术团队做临行培训。

上课前半小时，刘援朝独自站在走廊尽头，望着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指尖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教案就放在旁边的窗台上，第一页工整地写着“第一课：农业技术常用阿姆哈拉语及英语词汇”。这原本是他准备好的内容。

但他心里清楚，对于这群即将奔赴一线的技术人员来说，背熟“播种(???? - mezrat)”、“除草(??? - maresha)”怎么读，远不如学会如何应对一个领了工资就消失的工人来得重要。

“讲，还是不讲？” 他反复掂量。

不讲的理由很充分：

这群年轻人（以及几位老师傅）热情高涨，使命感爆棚。

现在给他们泼冷水，说你们要去的不是一片只需挥洒技术就能收获感激的热土，而是一个充斥着文化冲突、管理困境甚至有时让人哭笑不得的复杂场域，会不会太残忍？

会不会直接打击掉他们的积极性？万一有人因此打退堂鼓，项目受损怎么办？上头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散布负能量？

讲的理由更沉重：

他见过太多满怀理想主义情怀的技术专家，到了非洲后，被现实打得措手不及，甚至崩溃。技术使不上劲，人的问题却层出不穷。

轻则项目进度严重拖延，重则引发劳资冲突、甚至波及项目安全。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对个人和项目都是巨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