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北舟没说话。

他只是继续喊：“下一个。”

签约仪式从上午九点持续到下午三点。八十七户，一户一户签，一户一户发种子。榕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又渐渐拉长。

最后一个农户签完离开时，王北舟发现自己手边那摞合同只剩最后一张。

那是预留的，给那些还在观望的人。

他看着那张空白合同，想起生产线上的日子，想起贝拉离开时那个落寞的背影，想起自己曾经以为自己再也站不起来。

玛丽大婶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

“累了？”

王北舟接过水，喝了一大口，摇摇头。

“玛丽大婶，”他忽然问，“你说，这些人真的会相信我们吗？”

玛丽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他们不信你，他们信种子。种子发芽了，他们就信了。”

王北舟愣了愣，然后笑了。

是啊，种子会发芽的。

签约仪式后一周，产业园迎来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客人”。

不是投资商，不是官员，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学生。

他们是附近村小学的学生，由老师带着，来“参观现代化农业”。区教育局安排的，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让学生们看看，外国投资者是怎么在坦桑的土地上建设未来的。

李朴那天正好在工地，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围住。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他，用磕巴的英语问各种问题：

“你从哪来的？”

“中国。”

“中国在哪里？”

“很远的地方，坐飞机要一天。”

“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李朴想了想，蹲下来，和他们平视。

“因为你们这儿的土地很好，太阳很好，人很好。”

孩子们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齿。

一个胆大的男孩问：“你会一直待在这儿吗？”

李朴看着他，认真地说：

“我女儿在这儿出生的。她叫乌彭多。我走不了了。”

孩子们笑得更欢了，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乌彭多”是什么意思，是谁给取的名字，长得好看不好看。

老师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重新整队带走。

李朴站在那儿，看着那群花花绿绿的小身影消失在土路尽头，忽然想起六年前自己刚来坦桑时，也是这样站在陌生的土地上，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现在，未来已经来了。

它是一百二十公顷正在翻新的红土，是八十七户刚刚签下合同的农户，是两台刚刚试机成功的饲料颗粒机，是一个正在学爬的小婴儿，是在这片土地上慢慢生长的一切。

晚上，海边小洋房。

李桐坐在客厅地板上，面前摊着一堆文件。婴儿趴在她身边的爬行垫上，努力想抬起头，但脖子还不够硬，只能把脸埋在垫子里，发出不满的哼哼声。

李朴推门进来，看见这一幕，笑了。

“她又在练抬头？”

“练了五分钟，累了，趴着骂人。”李桐头也不抬，手里的笔在文件上飞快地签着字，“今天签约情况怎么样？”

“八十七户。比预期少，但玛丽大婶说那些观望的，等第一批种子发芽就会来。”

李桐点点头，把签完的文件放到一边，终于抬起头。

“今天区议会的人来电话了，说下个月有批农业部的官员要来参观，让咱们准备一下。”

李朴皱眉：“参观？参观什么？地还没整完呢。”

“参观‘中坦农业合作的典范’。”李桐学那人的语气，“他们说，咱们是区里招商引资的标杆，得让上面的人看看。”

李朴沉默了几秒。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更多关注，更多支持，但也更多眼睛盯着。做得好，是标杆；做不好，就是靶子。

“让他们来。”他说，“正好让他们看看，钱花在哪儿了。”

李桐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扬起。

那是她最熟悉的表情——李朴要干大事时的表情。

婴儿在爬行垫上又哼了一声，这次声音更大，像是在抗议父母的冷落。

李朴走过去，把她抱起来。小小的身体软得像一团刚出炉的面团，带着奶香和阳光晒过的味道。

“乌彭多，”他轻声说，“你爸今天被一群小学生采访了。”

婴儿眨着眼睛看他，不知道听懂没听懂。

“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李朴继续，“我说你叫乌彭多。他们说，这名字真好。”

婴儿打了个哈欠，脑袋往他怀里一歪，睡着了。

李朴抱着她，站在窗前。

窗外，远处那片工地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在加班浇筑鱼塘的防渗层。推土机的轰鸣声隐约传来，和窗外的潮声混在一起，成了这片海岸每晚的固定背景音。

李桐走到他身边，靠在他肩上。

“累吗？”她问。

李朴想了想。

“累。”他说，“但值得。”

她没再说话，只是轻轻握住他的手。

窗外，印度洋的黑夜里，有一艘远洋货轮缓缓驶过，船上的灯火像一串移动的星星。

明天，又会有新的麻烦到来。

但今天，此刻，他们站在一起，抱着他们的女儿，看着他们的土地。

这就够了。

深夜，李朴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范戴克的邮件。

邮件很短，只有两句话：

“听说你们的设备进场了。恭喜。下个月AfDB有个区域农业投资峰会，在内罗毕。有兴趣来做个案例分享吗？”

李朴看着那两行字，沉默了很久。

案例分享。

从一个六年前揣着破行李箱走出机场的毛头小子，到非洲发展银行区域峰会的案例分享。

这条路，他走了六年。

他放下手机，看了一眼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女儿，然后给范戴克回了一个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