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看来，唯有秉笔直书，以史为鉴，方是治史的根本。

当这部凝聚心血的《后汉传》抄本送至东都洛阳，置于武则天案前时，却激起了别样的涟漪。

武则天在深宫细阅书卷，当目光掠过那些关于外戚专权的记述时，她凤目微凝，指尖在书页上轻轻叩击。

字里行间，她看到了某种影射——联想到武氏家族因她之故日渐显赫，子侄皆有官职，这史书在她眼中便成了映照当下的明镜，带着不言而喻的警醒。

好一个秉笔直书，好一个以史为鉴。武则天心中暗忖，贤儿此书，莫非意有所指？更令她不悦的是，书中对女主临朝的描述虽未明言，却似在预示什么，触及了她内心深处的隐秘。

她面上不露痕迹，甚至对近侍称赞太子用心学问，但已将这份不悦深藏。

特别是在意识到那位能倚仗的忠勇侯江逸风已远离朝堂后，一种权力再无约束的感觉，促使她加快了脚步。

于是诏书连发，武氏子弟权势骤涨：武承嗣擢升洛州牧，总揽东都政务；

武三思任左玉钤卫将军，武攸暨任右金吾卫将军，武攸宁任左羽林军将军，武攸绪任右羽林军将军。转眼间，拱卫京畿的北衙禁军要职，尽入武氏囊中。

除却这些要职，武则天更在筹谋新制。

她不仅倚重北门学士，更在构思同凤阁鸾台之所，意在以此名号加授心腹，使其参与机要，从而将相权牢牢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