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公学富五车，尤精前朝史事。妾身观本朝史官所录，对隋末群雄如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多有贬抑。

然太宗陛下曾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若一味贬斥，恐失其真。许公以为，当如何秉笔直书，方能既不损今朝威仪，又存其本来面目？”

这问题看似请教，实则给了许敬宗一个展示其“史学见解”和“公正立场”的舞台，更暗示了对现行史录的不满（许敬宗也因修史受贿被贬），正中其下怀。

许敬宗顿时精神抖擞，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大谈“史贵实录”之要。

武曌听得极为专注，不时颔首赞同，眼中满是“钦佩”：“许公高论，发人深省，妾身受教了。” 这一番“请教”，极大地满足了许敬宗的虚荣心和对史学话语权的渴望，让他感觉遇到了“知音”。

不久后，许敬宗正妻的父亲病逝。

按礼制，许敬宗需上表请求解官守丧（丁忧），但这正是他谋求升迁的关键时刻，他根本不愿离京。此事在讲究孝道的唐代颇为棘手。

武曌得知后，并未直接干预，而是“恰巧”在陪伴李治批阅奏章时，“偶然”看到许敬宗的丁忧奏表，对李治“无意”提及：

“陛下，许尚书才学渊深，正主持修撰《永徽礼》，此乃朝廷大典。若因私丧离任，恐延误进程。

妾身听闻，古礼亦有‘夺情’之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 她点到即止，却为李治提供了“法理”依据。

李治本就对繁文缛节不甚在意，又正值用人之际（朝堂缺“笔杆子”），便顺水推舟，下旨“特允许敬宗在任守制，不必解官”。

这旨意一下，对许敬宗而言，简直是救命稻草。

他现在知道了何谓后宫无小事，武昭仪这“无意”间的美言，分量何其之重。

感激涕零之余，对武曌的“雪中送炭”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