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时，他就坐在教室过道的自带板凳上。学校规模很小，仅四个教室，却囊括了六个年级。除五、六年级有单独教室外，一至四年级都是复式班——一个教室，左右分坐两个年级，老师分上下半堂课轮流教学。幼小的他坐在中间，看着老师讲课，或怯生生地四处张望，不敢出声，不敢乱动。他见过老师训斥、甚至责打远比他大的学生，对老师有着本能的畏惧。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未满四岁便上了春季班，刚满四岁就正式读一年级。这并非他天资过人，实是环境使然。然而，除了春季班尚在适应期外，此后他的成绩一直优异。因此，他快满十五岁便高中毕业了。

身处农村，从小学到高一，社会的动荡对他们的学业影响尚不大。但到了高二，什么“开门办学”，实则近乎停课。

毕业时，他才刚满十五岁。他想继续求学，却已没有机会。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他只能倚门而望。母亲明白他的心思，叹气道：“明清啊，又看什么，你已经高中毕业了。不要望了，去田里面转转吧。”那时大学停办，高中已是顶峰。目睹同龄人还能上学，他内心充满彷徨。

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安排他在大队部做事，想培养他将来接任干部。当时农村干部文化水平极低，所谓“高小”（小学三年级以上）已属难得，他一个高中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但他却看不到希望，对农村的前景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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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刻骨铭心。每逢冬春之交，总有面黄肌瘦的社员，牵着同样瘦弱的孩子，来家里求父亲批救济报告。那些衣衫褴褛的身影，深深刺痛了他，让他立志将来也要当上（国家）干部——农村太穷了！而公社下来的干部，总能受到村民最好的招待。尽管他家境相对稍好，但仍需想办法从粮管所弄些小米计划票，补贴口粮，度过春荒。

他无比渴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部，吃上商品粮，拿上工资，住上公房，走出农村的困境。这是当时有志向、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的普遍梦想。而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参军提干。

于是，在父亲带民工上河工（水利建设）时，他悄悄找到部队接兵的领导，要求参军。领导见他虽年纪小，但已是高中毕业，人机灵，长相端正，个头也高，便同意他报名。事实上，那时部队兵源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高中毕业生堪称凤毛麟角。

入伍后，他年纪最小，又是高学历。新兵连训练未满一月，他就被团司令部警卫排提前选走——指挥连、卫生队、汽车连都争着要这个兵。为了进步，他拼命表现：积极向团部黑板报投稿，被机关誉为“才子”；三个月后加入团组织；军事训练中，射击、投弹均获第一，成为军事标兵；机关值班时勤快机灵，记录写得整洁清楚，深得干部们喜爱。

同年年底，团部得到一个前往WS学院培训的名额，团长、政委力排众议，将他送去学习。在那个年代，进入WS学院，就意味着为提干铺平了道路。同乡纷纷祝贺，他写信将喜讯告知父母和即将从军事院校毕业的哥哥。父亲后来信中说，老家还为此摆了酒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