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淡水省当局资金往来的银行流水需补充盖章” 的要求，他连夜联系淡水省相关银行，通过外交渠道获取了加盖公章的流水凭证。

8 月 5 日，最高检正式向最高法提起公诉，起诉书中明确指控老郑 “犯叛国罪、分离国家罪、故意杀人罪（间接），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

庭审阶段，祁同伟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在最高法的法庭上，他身着军装，手持证据册，条理清晰地陈述了案件侦查过程：

“我们从老郑别墅中搜出的密码本，经鉴定与 1950 年地下组织使用的密码体系完全一致；

他与淡水省情报人员的通话录音，经语音鉴定确认是其本人声音……

所有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收集，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面对辩护律师提出的 “历史罪证已过追诉时效” 的辩解，祁同伟当庭出示了国家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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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对于叛国罪、分离国家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老郑的罪行持续至今，不存在时效问题。” 他的证词与详实的证据相互印证，让辩护律师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8 月 15 日，最高法在第二法庭对老郑案进行公开宣判。当审判长念出 “被告人郑某（老郑）犯叛国罪，判处死刑；

犯分离国家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时，旁听席上的烈士家属忍不住热泪盈眶，有人低声喊道：

“先烈们，你们可以瞑目了！”

祁同伟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看着法警将老郑押出法庭，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

这不仅是法律的胜利，更是对四十年前那段悲壮历史的告慰。

宣判结束后，他特意走到烈士家属身边，深深鞠了一躬：“请放心，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叛徒，我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为国家牺牲的英雄。”

从证据固定到庭审宣判，整个司法过程历时一个月零十天，共形成卷宗 87 册，收录证据 235 份，涉及证人 68 人。

祁同伟全程参与了每一次证据核查、每一场审讯、每一次庭审准备，甚至在宣判前一天，还在办公室里逐字核对判决书草案，确保每一个法律术语都准确无误。

他常对团队成员说：“我们手中的不仅是案卷，更是先烈们的生命与国家的尊严，

哪怕只有一个细节出错，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正是这份严谨与坚守，让老郑案成为了 “以法治国、严惩叛国” 的经典案例，也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审理树立了标杆。

行刑当天，燕京郊外的刑场戒备森严。祁同伟身着笔挺的军情局制服，站在距离刑台十米远的地方，目光冰冷地看着被押解过来的老郑。

此时的老郑早已没了别墅派对上的嚣张，头发花白凌乱，脸上满是恐惧与绝望，双腿瘫软得几乎无法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