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尖叫着后退了两步，撞在了门框上。那个东西从洗手池里爬了出来，动作慢得诡异，像是一个被按了0.5倍速播放的视频。它用细得惊人的四肢支撑起那个不成比例的大头，一步一步朝我爬过来，每爬一步，身体就会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一下，像是一具被随意拼接的骨架外面包了层皮。它的嘴巴始终咧着，笑声持续不断地从那个没有舌头的喉咙里涌出来，咯咯咯咯咯，像一个坏掉的音乐盒。

我转身就跑。我跑出卧室，跑过客厅，冲向大门。我手忙脚乱地打开一道道锁，拉开门的瞬间，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不是楼道里那种坏了大半年的声控灯，而是这栋楼每层走廊都有的那种方形吸顶灯。它亮了，把整条走廊照得雪亮。

走廊尽头站着一个女人。白裙子，长头发，赤着脚。她低着头，脸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只能看到下巴。她的手里没有襁褓。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尽头的阴影里，灯光的照射范围刚好到她面前一步的距离，像有一条无形的线画在那里，她跨不过去，也不想跨过来。

我身后的卧室里，婴儿的笑声还在继续，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刺耳。走廊尽头的女人慢慢抬起了头。她的脸从头发后面露了出来。和七天前一样苍白，一样精致，一样不真实。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非常非常显着的区别——她的眼睛睁开了。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没有眼白，没有瞳孔，整个眼眶里是纯粹的、彻底的黑色，像是两个被挖空了又被某种液体重新填满的深洞。她的嘴巴也张开了，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在咀嚼什么。

我站在门口，前面是那个女人，后面是那个东西。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在她身上投下闪烁不定的光。她的嘴唇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合常理，快到像是一个加速播放的视频。然后我终于看清了她在说什么。她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同一个短短的词组。

她说的是——“还给我”。

第二天早上，我被邻居的敲门声惊醒。我躺在大门口的地板上，浑身冰凉，防盗门大敞着，走廊里晨光熹微。邻居大妈一脸关切地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忘了关门，说看到我躺在门口吓了一大跳。我坐起来，脑子像被人用搅拌机搅过一遍，每一个脑细胞都在尖叫着抗议。卧室里一切正常。洗手间一切正常。没有黑水，没有那东西，没有花香。我拉开窗帘，阳光照进来，把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什么都没有。

也许真的只是一个梦。一个过于真实、过于逼真的噩梦。我这样告诉自己，在那几天里反复地这样告诉自己，说到最后连自己都快要信了。但我最终还是没能在那个出租屋里再住下去。我搬了家，换到了城北一个朋友合租的公寓里。我把公寓里的东西打包带走的时候，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发现了那个白色带蓝边的襁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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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到那里去的。我从来没有买过婴儿用品。我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甚至连宠物都没养过。但那个襁褓确确实实就在我的衣柜里，叠得整整齐齐，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化学洗涤剂的香味，是那种我说的腐熟的花香。

我把它扔了。扔进了楼下的大垃圾桶里，还特意在上面压了几袋垃圾。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经过那个垃圾桶，下意识地往里看了一眼。襁褓不见了。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真的以为。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从北到南，跨越了一千多公里。我删掉了所有和前同事的联系方式，注销了原来的社交账号，甚至换了一个手机号。我以为只要跑得够远，就能把那些东西甩在后面。我以为那些东西只能待在原地，待在医院的那个楼梯间里，待在我出租屋的那个洗手池里。我以为它们是死人，而我是活人，活人只要不停脚地往前走，死人终究会被远远抛在身后。

我错了。

两个月后，我在新城市新医院新科室的办公室里整理病历。我换了一家综合医院的急诊科，不再做妇产科护士了。我以为换个科室就能切断所有的联系，就能假装那两个月前的三个星期只是一段可以抹去的记忆。那天晚上我独自值夜班，急诊大厅里人来人往，嘈杂得像个菜市场。醉酒打架的、吃坏肚子的、发高烧的，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进推出，忙得我脚不沾地。等到凌晨一点多，病人终于少了，我坐在护士站里，把双脚从挤脚的护士鞋里解放出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急诊大厅的灯是白色的日光灯。走廊里则是淡黄色的暖光，据说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温馨的氛围，减轻病人的紧张感。两种颜色在护士站这里交汇，形成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我坐在这边，暖光那边。

有人在走廊那头按了呼叫铃。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急诊科的走廊不像普通病房那样长，它是一条大约三十米的直道，两侧是留观室和清创室。走廊尽头的墙上嵌着一盏壁灯，灯光昏暗，照不出什么东西来。我看了一眼走廊，没有人。呼叫铃又响了一下，这次声音更大了些，像是在催我。

我站起来，穿上鞋，拿起手电筒——我不知道为什么拿手电筒，急诊科的走廊灯光明亮，根本不需要手电筒。但我就是拿了，像是身体比大脑更早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我沿着走廊朝里走，鞋底擦过地板砖发出细碎的声响。两侧的留观室门都关着，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病床上熟睡的病人。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有点过分了。急诊科再安静也不该安静成这样——听不到心电监护的滴滴声，听不到空调外机的嗡嗡声，连走廊尽头的壁灯都安静得像一幅画。

走廊不应该这么长。三十米的走廊，按照正常步速，半分钟就能走到头。但我走了快一分钟，感觉还没有走完一半。走廊在变长。它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拉伸自己，像是一条正在被拉长的橡皮筋。两侧的门也在变多，从原本的四扇变成了六扇，八扇，十扇，每一扇都长得一模一样，白色的门板，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后是昏黄的灯光和看不清面容的病人。

我停下脚步。走廊还在继续变长。

壁灯那里亮了一点。不是因为它的功率变大了，而是因为它变近了。它不是在向我的方向移动，我确定，是我在向它的方向移动，尽管我已经站定不动。就像这条走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带，正在把我往某个方向输送，而我还以为自己是站在原地。

壁灯下面多出了一个人影。一开始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和我之间隔了大概三十米。但那个数字在缩小，二十五米，二十米，十五米，每一次我眨眼的工夫，距离就会拉近一些。十米。我看到了白色连衣裙的下摆。五米。我看到了垂到腰际的黑色长发。三米。我看到了那张苍白的面孔。

她的眼睛是闭着的。谢天谢地，她的眼睛是闭着的。

她站在壁灯正下方，白色连衣裙的下摆在静止的空气中纹丝不动，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撑开了一样不自然。她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掌朝外，十根手指以一种不可能的角度向后弯折，指尖几乎要碰到手腕。她没有抱着襁褓。她什么都没有抱，但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把她连衣裙的布料撑出了一个圆润的弧度。

她怀孕了。

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让我从头凉到脚。不是因为她怀孕了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可怕，而是因为她腹部的弧度太平整、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一个真正的孕妇的肚子，更像是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用来模拟怀孕的某种道具。而那层布料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我看到它动的，只是微微的一下，像是里面的小东西伸了个懒腰，胎动一下，又缩了回去。

隔着大概两米的距离，我盯着她的肚子。那个肚子又动了一下，比刚才更大一些，布料被撑出了一个小鼓包，像一个拳头大的东西在里面顶了一下。然后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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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咯咯。”

不是从她肚子里传出来的。是从我身后传来的。

我来不及转身，甚至来不及回头。护士站的电话响了，不是走廊里的呼叫铃，是外面大厅里的座机，那种老式的铃声，叮铃铃铃叮铃铃铃，在死寂的空间里炸开，像是有人在我耳边放了一串鞭炮。走廊的异变在铃声响起的那一秒内全部消失。三十米，四扇门，壁灯昏黄，空调外机嗡嗡响。一切恢复正常。那个女人也不见了。

我跑回护士站，拿起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只有一种声音——轻微的、有节奏的水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舔舐话筒。我喂了好几声，对方挂断了。我放下话筒，看到自己的手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凌晨三点零三分。急诊大厅的玻璃门外，夜色浓得像墨汁。

电话又响了。我拿起来，这次我听到了哭声。不是婴儿的笑声，是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断断续续，夹杂着含混不清的话语。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能听出几个词——对不起。我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我，哭声持续了大约半分钟，然后戛然而止，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我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把脸埋进了手心里。我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战栗。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我早该想到但一直没有去想的问题。那个女人是谁？那个总是出现在深夜、总是抱着婴儿或者怀着婴儿、总是对我微笑或者对我说还给我的女人，她是谁？她和我的生活之间，到底存在什么联系？

我想不起来。我的记忆从两个月前那个夜晚开始，在此之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记得自己是一家医院的妇产科护士，记得自己单身租房，记得同事的大概轮廓和名字。但更早的记忆呢？我怎么到这所城市来的？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多少年？我有没有谈过恋爱？我上一次回家看父母是什么时候？

我的记忆像一本被撕掉了前面大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十页残破不全。我忽然意识到，我记不起自己二十六岁生日是怎么过的。我甚至想不起自己确切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清醒地知道有这些记忆，它们就应该在那里，在脑海里的某个位置，但每当我试图去抓住它们，它们就像水中的倒影一样碎裂消散，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碎片。

关于那个女人的记忆也碎在那些缺失的书页里。我知道她很重要，我知道她和那声婴儿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说不出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感觉到恐惧，一种无来由的、原始的本能的恐惧，像是兔子看到天上鹰的影子时那种僵硬，像是鱼感知到水流中捕食者的气息时那种慌乱。

我的身体记得一些事情，但我的大脑把这些事锁了起来。

那一夜之后，我开始失眠。不是那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普通失眠，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可怕的失眠——我不敢闭上眼睛。因为每次闭上眼睛，我都会听到那个婴儿的笑声。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有时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像一个无形的包围圈在逐渐收缩。偶尔我也会在将睡未睡的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她在我的床边站着，低头看着我，长发垂落下来，扫过我的脸颊，冰凉的、潮湿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她离我越来越近了。第一周，她站在走廊尽头。第二周，她站在客厅阳台。第三周，她站在卧室门口。她一步一步地接近我，缓慢但坚定，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倒计时。我不知道她最终会走到哪里，但我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失眠的第四天，我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那天值完夜班回到住处，我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失去了意识。我没有做梦，或者说我以为自己没有做梦。但当我在凌晨不知几点的时候被冻醒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个房间。很小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墙壁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日光灯，嗡嗡作响。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关着的门，门把手是那种老式的圆形金属旋钮。空气很冷，冷得我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我坐起来，低头看到自己身上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不是我的衣服。我从来不穿裙子，这条裙子却妥帖地裹在我身上，像是量身定做的。我抬起手，日光灯的光线下，我的手显得异常苍白，手背上青色的血管隐隐可见。

这不对。

我挣扎着站起来，脚下是冰凉的水泥地面。我的脚是赤裸的，脚趾头冻得发白。我走到门前，试着转动门把手，它纹丝不动。我就拍了拍门板，厚实的木料发出沉闷的响声，像在拍一堵墙壁。没有人回应。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在继续下降，我的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颤。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不是笑声，不是哭声，是水声。哗啦哗啦的水声，像是有人在隔壁房间里放水，水量很大，水压很足，冲刷着什么东西。我感觉脚下的地面在微微震动，似乎是水管在墙壁里面剧烈地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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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声持续了很久。久到我的脚底已经失去了知觉。就在我以为这声音永远不会停止的时候，它忽然停了。彻底的、完全的安静，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血管里血液流动的声音。

吱呀——

门开了。不是被我打开的，是从外面被推开的。门板无声地向内移动，露出外面一片浓稠的黑暗。那股腐熟的花香铺天盖地地涌了进来，浓烈得像是固体，我能尝到它在舌尖上的甜腻味道。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走路的声音，是一种更柔软的、更湿润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地面上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