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常熟等地的知县也纷纷附和，所言无非是“册籍混乱”、“胥吏不足”、“士绅难缠”、“恐激民变”等套话，仿佛事前已统一过口径。他们态度谦卑，甚至带着几分无奈，但那份根植于地方利益共同体的默契与消极抵抗，却表露无遗。

更令徐文谦感到无力的是那些积年的书吏。户房那位姓孙的老典史，头发花白，眼神浑浊，却对各类陈年卷宗、赋役则例了如指掌。他抱来几大本泛黄发脆的旧册，引经据典，从洪武年的《赋役黄册》说到本朝历年关于田赋的补充规定，将简单的是非问题复杂化，用专业的壁垒将徐文谦隔绝在外。他说话慢条斯理，态度恭敬得近乎谄媚，但每一句话都在暗示：此事历来如此，牵涉万千，动不得，也动不了。

“徐大人明鉴，非是小吏等不愿效力，实是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譬如这‘累进田产税’，听起来是善政，然则如何界定‘累进’之阶？田有肥瘠，户有大小，一旦执行，标准难以划定，必致纷争不断，讼庭若市啊……”孙典史摇着头，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

首次官场问询，便在这样一种看似客气、实则冰冷的氛围中草草收场。徐文谦感觉自己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他清晰地认识到，苏州府的官僚体系，从上至下，已经与地方势力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同盟，他们或许内部亦有矛盾，但在对抗来自朝廷的、可能触动他们根本利益的改革时，立场却出奇的一致。

官方渠道走不通，徐文谦决定剑走偏锋，直接面对地方势力的真正主宰者。他广发请柬，邀集苏州府内有影响力的各大宗族族长、致仕官员、富甲一方的乡绅耆老，至府衙旁的百花厅议事。

是日，百花厅内冠盖云集，香气袭人。来的皆是苏州地面上真正掌握资源与话语权的人物。他们或身着绸缎常服，或穿着象征功名的襕衫，个个气度雍容，彼此寒暄，谈笑风生，仿佛参加的只是一场寻常的文酒之会，而非可能决定地方未来走向的严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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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谦一身青色官袍，坐在主位，与周遭的锦绣辉煌形成了微妙而刺眼的对比。他压下心中的波澜，开门见山，重申了朝廷推行“方田均税”新政的决心，强调了此策旨在均平赋役、抑制兼并、安养民生，乃利国利民之长策。

他话音落下，厅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随即被一阵谦和而不失矜持的笑语打破。为首者乃苏州陆氏的族长陆翁，年逾古稀，曾官至南京刑部郎中，致仕多年，德劭年高，在苏州士林与乡间极具威望。

“徐大人忧劳国事，不辞辛劳，远道而来，宣示朝廷德意，老朽等感佩莫名，如沐春风。”陆翁声音苍老却中气十足，带着一种久居人上的从容，“朝廷欲均平天下，惠泽苍生，实乃圣天子仁德，我等草莽小民，唯有额手称庆，岂有他念？”他先以一番颂圣之词定下基调，随即话锋如春风化雨，悄然转向。

“然则，徐大人或有所不知，我江南之地，特别是苏、松、常、镇，赋税之重，甲于海内，百姓膏血，已十去七八。今日清丈，纵使朝廷明言不加赋，然则田亩既清，旧有隐漏无所遁形，实际缴纳之数，岂能不增？此无异于饮鸩止渴，徒增民困，恐非朝廷爱养元元之本意吧？此老朽之一惑也。”

他稍作停顿，浑浊却锐利的目光扫过在场众人，继续娓娓道来：“其二，田土产权，历经数代，买卖、典押、分家、继承，早已如乱麻交织，难以厘清。旧有册籍，虽不尽不实，却也是维系现状之凭依。若强行推倒重来，必致产权纷争四起，亲族反目，乡里不宁。届时，官府忙于断案，胥吏借机勒索，百姓不堪其扰，恐非‘安民’，而是‘扰民’矣。徐大人年轻气盛，欲建功业，老朽理解，然则治国如烹小鲜，不可操切啊。”

陆翁话音刚落，另一位身材富态、满面红光的乡绅便接过话头。

此人是经营丝绸起家的巨贾王氏，其族侄在京城都察院任职，他笑容可掬地说道：“陆老所言，句句肺腑，实乃为我等着想，为地方安宁计。徐大人，非是我等不愿襄助朝廷，实是……唉，说来惭愧，自英庙以来，朝中诸公提及‘清丈’、‘均税’者，不下十数次，然则最终无不……不了了之。为何？非不欲也，实势不能也！江南乃国家财赋之根本，稳则天下安。些许积弊，亦是多年形成，牵涉甚广，非一日一人可解。还望大人体恤下情，缓图之，方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