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关于你与这名王姓社会人员的交往，作何解释？据我们了解，此人曾有多次违法记录。”

“王大路是我在调查一起非法集资案件时接触到的线人，曾提供过有价值的线索。我与他的所有接触，均在工作范畴内，并有完整的记录备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打击犯罪，是侦查工作的常规手段。”祁同伟对答如流，将王大路的作用限定在“线人”身份上，并提供了几份精心准备、看似真实的“线索提供记录”。

督察官员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但祁同伟的回答始终滴水不漏。他像是提前预演过无数遍，对每一个可能的指控点都做好了充分的预案。

直到问到最关键的个人财产问题。

“根据我们初步核实，你名下虽无大量显性资产，但你母亲去年在老家动手术，花费不下二十万，这笔钱来自何处？还有，据反映，你日常消费水平，似乎也超出了你正常的工资收入。”

祁同伟抬起眼，目光坦然中甚至带着一丝被侮辱的愤怒：“我母亲手术的费用，一部分是我多年的积蓄，另一部分，是我向几位大学同学借的，借条都在，随时可以核实。至于我的消费，我一不抽烟，二不嗜酒，穿着警服，吃在食堂，住在宿舍，请问我的消费高在何处？难道穿一件干净点的衬衫，用一支好一点的钢笔，就是消费水平过高了吗？”

他语气铿锵，反而让询问的督察官员有些语塞。他提供的借款记录清晰可查，至于消费，确实难以抓住实质把柄。

调查似乎陷入了僵局。匿名举报信来势汹汹，但祁同伟的防御却固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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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祁同伟知道，对方的攻击绝不会就此停止。这仅仅是第一波试探。真正的杀招，恐怕还在后面。对方的目的，未必是要一次性将他置于死地，更可能是通过持续的调查和舆论压力，拖垮他的精力，玷污他的名声，让他无法顺利晋升，甚至失去高育良的信任。

他不能坐以待毙。

在停职审查期间，他表面上严格遵守纪律，深居简出，暗中却通过绝对可靠的单一渠道，向高育良传递了一条信息。信息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举报信源指向梁家旧部，意在阻挠对赵案余孽的深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他将自己遭受的攻击，与梁家势力联系起来，并将其定义为对方为了阻止他继续追查赵瑞龙残余势力（可能牵扯到梁家）而发起的政治报复。他将自己放在了“为公遭嫉”的位置上，巧妙地将个人危机转化为了派系斗争的延续。

高育良会如何反应？祁同伟在赌。赌高育良与梁家固有的矛盾，赌高育良需要他这把刀继续发挥余热，更赌高育良不会容忍对方如此明目张胆地攻击他麾下的“得力干将”。

几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省纪委的一位副书记（非高育良直系，但与高关系尚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及干部举报问题时，看似无意地提到：“对于匿名举报，我们要重视，但也要警惕有人利用举报渠道，挟私报复，干扰正常办案，破坏干部队伍团结。尤其是对于在重要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更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