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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后，江面上起了雾，能见度不足三丈。令狐靖远躺在床板上，听着窗外的浪声，指尖在枕头下的军工铲上摩挲——铲刃上还留着徐州突围时的划痕，去年在萧县的麦田里，这把铲帮他挖过掩体，躲过日军的骑兵追击。隔壁传来轻微的“笃笃”声，是老郑在敲墙，三短两长，是“一切安全”的暗号。他刚要闭眼，就听见船尾传来“咚”的一声闷响，接着是汽艇的马达声变得断断续续——想必是恒社的弟兄得手了。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邮轮驶入长江上游，雾渐渐散了些。令狐靖远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岸线——重庆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青灰色的山坳里藏着成片的吊脚楼，嘉陵江像条银色的带子，绕着城郭蜿蜒。码头上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货郎、扛着行李的难民、穿灰布军装的宪兵，都在雾里影影绰绰的。码头的牌坊上挂着“重庆”两个大字，字上积着灰，却仍看得清楚。

“处长，戴局长的人来了。”小马指着码头边的一辆黑色轿车，车头挂着“军委会”的银质徽章，“是老王，戴局长的贴身司机。我去年在南京见过他，他开车技术好，能在石子路上开得跟平地一样。”

令狐靖远点点头，指尖在口袋里的“半枚铜钱”上捏了捏——铜钱边缘被磨得光滑，是去年在苏州别动队营地和刘志陆对暗号时用的。他跟着小马下了船，刚踏上码头的青石板，就见老王快步迎上来，手里举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四套灰布长衫：“令狐处长，戴局长在曾家岩等您，让您换上这身，别引人注目。码头有日特的探子，刚才我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在盯您的船。”

上车时，老王低声道：“昨天日军侦察机在重庆上空盘旋了三圈，往夫子池、行营扔了传单，说‘五月一日有大礼’，戴局长猜是要动手。传单上画着个炸弹，旁边写着‘重庆陷落’，看得人心里发堵。”他发动汽车，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沙沙”的响，“委员长五月一日要去夫子池讲话，讲抗日动员，来的百姓肯定多，人杂，最容易藏刺客。警备司令部的人昨天去清场，在夫子池的戏台底下发现了个洞，不知道是不是藏炸弹的。”

车过嘉陵江大桥时，令狐靖远掀开窗帘一角，看见江面上漂着几艘被炸坏的木船，船板上的焦痕还没被雨水冲净。有个老妇人坐在江边哭，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的衣服上沾着血。“‘牡丹行动’具体有多少情报？”他问老王，指尖在膝头的长衫上划着——长衫的袖口缝着暗袋，里面藏着枚铜制“工”字牌，是督察处的联络标记。

老王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上周截了份日特密电，译出‘三支小组’‘轰炸配合’，但具体哪三支、怎么配合，译电员熬了两夜也没解开。电文是用‘樱花’密码发的，比平时多了个字母间隔，译电科的小周眼睛都熬红了，还说这密码像是被改过。戴局长查了重庆的客栈，发现上清寺的‘大同客栈’最近住了十几个北方人，都说是‘来重庆做茶叶生意的’，但白天从不露面，晚上总往明德中学跑。”

“明德中学？”令狐靖远的指尖顿了顿——这个名字在上海时听杜月笙提过，说是“南京迁来的教会学校，校长李敬堂是留日的，跟张啸林有旧”。他往车窗外瞥了眼，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张日军传单，上面画着个炸弹，旁边写着“五月一日，重庆见”，字迹歪歪扭扭，是用模板印的，纸是粗糙的草纸，一看就是仓促印的。

车到曾家岩时，戴笠的办公室已经亮了灯。青砖小楼的门口站着两个穿黑制服的哨兵，腰间的毛瑟枪枪套敞着口，枪托上的烤蓝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戴笠正站在廊下等他，玄色中山装的袖口沾着些墨迹，手里捏着个烟斗，烟丝已经装好了却没点——这是他急得没心思抽烟的样子。“靖远，你可来了。”他握住令狐靖远的手，掌心的茧子蹭得人发疼，“再晚一步，恐怕真要出乱子。昨天我去见委员长，他还问起你，说你在上海反特有经验，让我把你叫来。”

进了办公室，戴笠反手关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里面装着三页泛黄的电报纸。“这是三天前截的，”他把电报纸往桌上一推，指节敲着纸页，“‘牡丹行动’分两步：先轰炸，再行刺。四月三十日第一轮轰炸，五月一日第二轮，五月二日第三轮。三支刺蒋小组混在轰炸后的混乱里动手，一组盯官邸，二组盯夫子池，三组盯行营。”戴笠的指尖在电报纸上划过，烟灰落在“内鬼”二字上，“最棘手的是这‘内鬼’，译电员只破译出个‘鹰’字代号，查遍侍从室和军政机关的花名册，带‘鹰’字的有七个，个个背景干净，根本没法筛。”

令狐靖远拿起电报纸，对着窗外的天光看——纸页薄得能看见背面的字迹，密电的加密方式比之前遇到的“樱花密码”更复杂，字母间隔忽长忽短，还夹杂着几个假名，显然是特高课特意改了密钥。“戴局长，让译电科把近三天截获的所有零碎电文都拿来。”他指尖在“牡丹”二字上按了按，“日特行动前肯定会有联络，说不定能从碎片里拼出线索。另外，把那七个带‘鹰’字的人员档案调给我，尤其是侍从室的，我要逐页查。”

小主，

戴笠立刻让副官去传令，转身从墙角的铁柜里抱出一摞档案，“咚”地放在桌上：“这是大同客栈和明德中学的住户登记，我让人抄了三份，你看看有没有眼熟的名字。李敬堂登记的是‘南京商人’，籍贯填的是苏州，可他口音是东北的，早就露了马脚，就是没抓着实证。”

令狐靖远翻着登记册，指尖在“李敬堂”的名字旁停住——登记日期是四月二十日，正好是日军侦察机第一次盘旋重庆的那天。他往明德中学的登记栏看，学生名单里有十二个“北方籍”，住址都填的“南京沦陷区”，却没写具体街巷，显然是编造的。“老赵，你去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抄下来，跟上海特高课的档案比对。”他把登记册推给老赵，“尤其注意有没有去年在南京出现过的日特化名。”

傍晚时分，译电科送来了近三天的电文碎片，足有二十多张，大多是三五个字的短句：“货已到”“鹰待命”“牡丹开”“五月一”。小顾蹲在地上，把碎片按日期排列，用粉笔在地上画关联线：“处长，‘货已到’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四月二十八日寅时，第二次是二十九日午时，第三次是三十日酉时，应该是炸弹运到了。”

令狐靖远蹲在地上，指尖在“鹰待命”三个字上划了道线：“‘鹰’肯定是内鬼，他在等行动信号。”他抬头看向窗外，重庆的雾又浓了，把屋檐的灯笼光晕成一团模糊的黄，“戴局长，让王世和去侍从室，借‘核查密电收发记录’的名义，盯紧张涛和周明远——张涛去过明德中学，周明远是委员长贴身副官，这两个人最有可能。”

戴笠刚要应声，副官突然推门进来，手里举着个信封：“局长，刚从大同客栈门缝里发现的，用石子压着。”信封上没写收信人，封口用蜡封着，令狐靖远拆开一看，里面是张烟盒纸，用密写墨水写着“寅时三刻，夫子池戏台左柱下取货，一组待命”。

“是日特的联络信！”小马凑过来看，“寅时三刻就是凌晨三点半，离委员长讲话还有五个时辰。”

令狐靖远把烟盒纸凑到鼻尖闻了闻，杏仁味很淡，是用稀释过的密写墨水写的——日特怕被发现，故意降低浓度。“他们要在戏台柱子下藏炸弹。”他往地图上的夫子池指了指，“一组是盯夫子池的小组，肯定会在寅时去取炸弹。戴局长，咱们分两路：一路去夫子池设伏，抓取炸弹的人；一路去大同客栈，端他们的窝。”

戴笠点头，从墙上摘下枪套：“我带宪兵队去大同客栈，你带督察处的人去夫子池。记住，抓活的，要审出‘鹰’是谁。”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个哨子，“这是三短一长的集合哨，遇事就吹。”

四月三十日深夜，重庆的雾浓得像墨，伸手不见五指。令狐靖远带着老赵、老郑、小马和十个督察队员，扮成拾荒者，蹲在夫子池戏台对面的屋檐下。戏台的木板在雾里泛着灰白，左柱上贴着张“护国佑民”的红纸，纸角被风吹得卷起来。队员们手里都握着枪，枪身裹着黑布，避免反光，脚下垫着干草，走路没声音。

“处长，雾太大了，五步外就看不清人。”小马低声道，指尖在冰冷的枪托上摩挲，“日特会不会不来了？”

令狐靖远往戏台的方向瞥了眼，雾里隐约有个黑影晃了下，又消失了。“会来的。”他按住小马的肩，“他们没退路，明天就是五月一日，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枚铜钱，塞进小马手里，“等会儿要是乱了，见着持另一半铜钱的人别开枪，是宪兵队的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