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约莫五十米，前方突然漏出一丝昏黄的光，还伴着模糊的说话声。赵良立刻抬手示意队员停下，自己贴着墙根往前挪，耳朵凑到光亮处听——是两个日特在闲聊，说的是日语，大概意思是“这批军火下周就能运走，到时候就能回去复命了”。赵良心里一紧，“军火”两个字像重锤敲在心上，他立刻回头对队员做了个“突袭”的手势，然后猛地踹向那扇藏在暗处的木门。
木门“哐当”一声被踹开，手电筒的光柱直射向日特的眼睛。两个日特正坐在木箱上抽烟，被强光晃得睁不开眼，手里的烟卷掉在地上，烫得他们猛地跳起来。还没等他们摸到腰间的枪，赵良的队员就冲了上去，枪托狠狠砸在他们的后脑勺上，两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赵良蹲下身，检查了一下两个日特的口袋，搜出了两张“日军码头通行证”，上面印着“福顺号”的字样，还有具体的登船时间——6月20日上午10点。他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之前长沙码头截获“福顺号”运粮船的事，看来这艘船不仅偷运电台零件，还在帮日军运输军火。他立刻让队员把两个日特绑起来，自己则打开仓库的木箱——里面装满了步枪子弹和手榴弹，木箱上印着“昭和十三年”的字样，是日军最新的军火批次。
“快，把这些军火登记好，还有通行证，都带回布庄交给孙亚兴！”赵良对队员说，自己则继续在仓库里搜查。在仓库的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上锁的铁盒，用匕首撬开后，里面是一本加密联络册，上面记录着黑田小组在华东地区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日军下一批军火的运输路线——从上海码头出发，经长江运往武汉，支援日军的武汉会战。
赵良把联络册和运输路线图揣进怀里，刚想转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沙沙”的声响——是之前晕过去的一个日特醒了，正偷偷摸向地上的枪！赵良反应极快，转身一脚踹在日特的胸口，日特“哇”地吐了口血，再次晕了过去。赵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刚才踹门时被门板上的钉子划伤了，鲜血渗过灰色的袖口，在地上滴了几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条，简单包扎了一下，心里想着：“这点伤不算什么，只要能把情报带回去，阻止日军运军火，值了。”
等赵良带着队员和缴获的物资回到三和布庄时，孙亚兴已经把山本和两个伙计押到了布庄的后院。山本的手腕被打伤，鲜血染红了他的黑色短褂，他坐在地上，头低着，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孙亚兴见赵良回来，立刻迎上去：“怎么样？仓库里有什么发现？”赵良把联络册、运输路线图和“福顺号”的通行证递给他：“有重大发现！日军下周要通过‘福顺号’运军火去武汉，还有黑田小组的潜伏人员名单，都在这上面。”
孙亚兴接过资料，快速翻了翻，然后对队员说：“立刻把这些资料发给令狐处长，让他尽快安排人拦截‘福顺号’！”队员拿着资料，跑向附近的秘密联络点发报。孙亚兴则蹲在山本面前，手里拿着“福顺号”的通行证：“山本，你老实交代，‘福顺号’上除了军火，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比如电台或者密写药水？”
山本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恐惧，他知道自己再抵抗也没用，只能如实交代：“‘福顺号’上除了军火，还有两部新的加密电台，是给武汉的黑田小组残余人员用的。船主叫刘三，是我们的人，他会在码头用‘茶叶’作为暗号和日军交接。”孙亚兴点点头，又问：“刘三有什么特征？码头的交接地点在哪里？”山本说：“刘三左脸有个刀疤，交接地点在上海码头的3号泊位，每天上午10点会有日军的巡逻艇在附近接应。”
孙亚兴让队员把山本押下去，然后对赵良说：“看来我们得尽快把这些情况告诉令狐处长，让他安排长沙和武汉的队员配合，在‘福顺号’经过长沙码头时拦截，不能让军火运到武汉。”赵良点点头，看着布庄里缴获的步枪和电台零件，心里想着：“这次清剿三和布庄，不仅端了黑田小组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还摸清了日军运军火的计划，算是立了大功。”
下午3点，令狐靖远在平安里的阁楼收到了孙亚兴的电报。他拿着电报，反复读了几遍，然后递给周伟龙：“你看，‘福顺号’下周要运军火去武汉，船主是刘三，左脸有刀疤，交接地点在上海码头3号泊位。我们得尽快安排人，在‘福顺号’离开上海后、到达武汉前拦截它，最好是在长沙码头，那里我们有队员，也熟悉地形。”
周伟龙接过电报，皱了皱眉：“‘福顺号’之前在长沙码头被我们截过一次，这次肯定会加强戒备，船上可能会有日军的士兵守卫，拦截起来会很困难。”令狐靖远点点头，说：“所以我们得制定详细的计划，让长沙站的队员提前在长沙码头设伏，用‘三查机制’——查船主身份证明、敲粮袋听声音、检查船底暗格，就像上次一样。另外，让余玠的电讯组监测‘福顺号’的通讯，一旦它和日军巡逻艇联系，就立刻干扰，让日军无法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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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龙立刻去安排发报，给长沙站和武汉站的队员下达指令。令狐靖远则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同兴车行的车夫们正在拉客，吆喝声此起彼伏；杂货店的吴老板正在门口整理货物，时不时抬头看看街上的情况；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背着书包，说说笑笑地走过，他们可能就是上海区刚组建的“学生谍报队”成员，负责观察街上的可疑人员。
令狐靖远想起自己在武汉推行的“防谍三机制”，想起长沙的“学生谍报队”发现日特绘制城墙地图，想起上海的车夫们帮忙传递情报、接应队员，心里涌起一阵暖流。他从怀里掏出《华中防谍工作章程》副本，翻开扉页，上面“防谍非一人之功，乃万民之责”的字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他知道，抗战的胜利不是靠某一个人，而是靠无数像孙亚兴、赵良、江海生这样的队员，靠无数像吴老板、老张、老李这样的普通百姓，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勇气，织成了一张反谍大网，挡住了日特的渗透，守住了家国的防线。
傍晚6点，长沙站回电，说已经安排队员在长沙码头蹲守，准备好了铁棍、手电筒和炸药，一旦“福顺号”抵达，就立刻展开检查；武汉站也回电，说已经在长江沿线安排了观察员，会实时监测“福顺号”的动向，及时把消息传给长沙站。令狐靖远看着回电，心里踏实了些，可还是有些担心——“福顺号”上有日军的军火和加密电台，万一拦截失败，这些东西落到日军手里，会给武汉会战带来很大的麻烦。
他让小吴给余玠发报，让电讯组24小时监测“福顺号”和日军特高课的通讯，一旦发现异常，立刻汇报。小吴拿着电台走进里屋，“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在阁楼里响起，和窗外的蝉鸣声交织在一起，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拦截行动奏响序曲。
周伟龙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是孙亚兴刚发来的：“山本已经招供，黑田小组在上海的潜伏人员共有12人，其中3人在码头工作，2人在伪政府任职，7人在工商界做掩护，名单已经整理好，会尽快发给您。”令狐靖远接过纸条，上面的名字和身份都写得清清楚楚，他把纸条放在桌上，对周伟龙说：“等拦截完‘福顺号’，我们就开始抓捕这些潜伏人员，彻底清除黑田小组在上海的残余势力。”
周伟龙点点头，看着桌上的“上海防御部署图”“日军码头调度表”“潜伏人员名单”，笑着说：“这几天的行动，算是把黑田小组在上海的网络彻底撕开了，接下来，就是清除余党，阻止日军的军火运输，为武汉会战减轻压力。”令狐靖远也笑了笑，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热茶——茶已经凉了，可心里却暖暖的，他知道，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清不完的日特，终有一天，能把日军赶出中国，让这片土地重归太平。
深夜11点，阁楼里的灯还亮着。令狐靖远和周伟龙还在研究拦截“福顺号”的计划，他们反复讨论着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日军巡逻艇的接应、船上日军的抵抗、码头的警戒力度，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清清楚楚。窗外的月光洒在地图上，把“上海码头”“长沙码头”“武汉码头”几个字照得格外清晰，像是在指引着他们，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