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四宝拿起病历，翻了翻，又盯着金鹤年的眼睛：“你没撒谎？没给傅先生开什么特别的药？比如……毒药？”金鹤年笑了笑：“吴队长，我是个医生，救人是我的本分，怎么会给病人开毒药？再说，傅先生待我不薄，我怎么可能害他？你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傅先生的家人，或者去查我的药方，每个药都是从法租界的‘万国药房’买的，有记录可查。”

吴四宝又盘问了几句，比如“傅先生死前有没有见过陌生人”“有没有异常的举动”，金鹤年都一一应对，语气自然，没有丝毫破绽。吴四宝虽然怀疑，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只能悻悻地走了：“金医生，你最好别骗我，要是让我查出你跟傅先生的死有关，我饶不了你！”

吴四宝走后，金鹤年才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刚才的盘问，比他第一次给傅宗耀看病时还要紧张。他立刻通过联络点把情况告诉令狐靖远，令狐靖远让他“继续保持镇定，76号肯定还会再来，别露出马脚”。

为了进一步迷惑76号，令狐靖远还安排鸽子在上海的“汉奸报纸”《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2月17日，《国民新闻》的社会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傅宗耀先生病逝，日军深表惋惜》的短文，里面写着“傅宗耀先生为协助日军筹集粮款，日夜操劳，积劳成疾，于2月15日不幸病逝，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对其‘贡献’表示高度认可，将派代表参加追悼会”。

这篇文章一发表，76号的怀疑就减轻了不少——要是傅宗耀是被军统或中统杀的，汉奸报纸不可能这么写，日军也不会“深表惋惜”。李士群拿着报纸，皱着眉对吴四宝说：“看来傅宗耀真的是自然死亡，你别再查金鹤年了，把精力放在其他事上，比如盯着令狐靖远的特别情报处。”

吴四宝点点头，心里却还是有些怀疑，可没有证据，也只能作罢。

傅宗耀的死，让特别情报处的“潜伏锄奸”模式大获成功。2月18日，令狐靖远在据点召开会议，特意表扬了金鹤年：“金先生这次立了大功，用最小的代价除掉了傅宗耀，还没引起日特和法租界的怀疑，这比街头枪击安全多了，以后这种‘潜伏锄奸’的模式，我们要多推广。”

赵虎兴奋地说：“老板，以后咱们就用这种办法，把那些汉奸一个个除掉，让他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钱明也点头：“金先生的病历伪造得太像了，连法租界的法医都没看出来，以后咱们要是再用毒杀，病历和证据都得提前准备好。”

令狐靖远看向老郑：“老郑，你去跟金先生说，让他继续潜伏，重点收集胡逸民的情报。胡逸民跟梅机关的人走得近，肯定知道日军的粮款筹集计划，这对咱们很重要。另外，让他多留意法租界的动向，特别是杜邦和李士群的鸦片交易，甲-3王某某传来消息，他们下个月月初要在沪西仓库交货，咱们得想办法拿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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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立刻应道：“好，我这就去联系金先生。”

就在这时，鸽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老板，中统的张瑞京通过王贵传来消息，说想跟咱们‘有限合作’，以后非核心的锄奸目标，咱们可以共享情报，避免重复劳动。”

令狐靖远接过纸条，笑了笑：“张瑞京终于想通了。钱明，你给王贵回个信，就说我们同意有限合作，但核心目标，比如涉及日军高层、重要战略物资的，还是由我们独立负责。另外，告诉张瑞京，要是他们有中统在日租界的潜伏人员名单，也可以跟咱们交换，咱们可以给他们日特的动向情报。”

钱明点点头，转身去写回信。赵虎看着令狐靖远，疑惑地问：“老板，中统之前那么傲慢，现在怎么突然愿意合作了？”令狐靖远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因为他们知道，单凭中统的力量，在上海寸步难行。傅宗耀的事，他们失败了，咱们成功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咱们的实力。再说，抗日优先，不管是军统还是中统，只要能打日本人，合作也无妨。”

会议结束后，令狐靖远走到保险柜前，打开底层的钢板暗格——里面的三份甲类档案安然躺在绒布上，封面上“珍珠塔”的暗号和小小的“令”字在灯光下清晰可见。他拿起甲-1张某某的档案，里面贴着张某某的伪装照，照片上的男人穿西装，戴圆框眼镜，嘴角有颗痣——这是潜伏在日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部的特工，最近刚传来消息，日军在吴淞口增派了三艘驱逐舰，代号“樱花丸”“富士丸”“大和丸”，具体布防图下个月中旬会送来。

“这些潜伏人员，才是咱们的底气。”令狐靖远轻轻抚摸着档案袋，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他们，不管是日特的牡丹小组，还是76号的李士群，都不能让他们伤害到这些同志。”

他把档案放回暗格，锁好保险柜，转身看向窗外——英租界的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虽然身处孤岛，却仍有中国人在为抗日默默奋斗。金鹤年、王某某、张某某、李某某……还有特别情报处的队员们，他们都是黑暗中的微光，虽然微弱，却能汇聚成照亮山河的火炬。

2月的上海，寒意还未消退，但令狐靖远知道，春天很快就会来。只要他们坚持下去，只要更多的中国人站出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让上海，让整个中国，重见光明。

本章小注

一、史实参照

1. 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傅宗耀1939年2月去世，历史记载死因为“高血压并发症”，后经考证为抗日力量通过隐蔽手段锄杀，出处《上海汉奸死亡档案（1939）》（上海档案馆藏）第78-79页；

2. 76号对汉奸意外死亡事件的常规追查流程：优先传讯死者近亲属、私人医生及近期接触人员，通过盘问行踪、核查物品等方式排查他杀可能，因缺乏专业刑侦手段，常因“无直接证据”终止调查，出处《汪伪76号调查档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4页；

3. 军统在抗战时期常用“慢性毒药锄奸”，偏好选择与目标日常疾病相关的毒药（如针对高血压患者的氯化钾、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以“自然死亡”掩盖真相，避免引发日特大规模报复，出处《军统锄奸手段档案》（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98-99页；

4. 1939年初中统与军统在上海的关系：因多次锄奸行动失败（如针对傅宗耀的伏击），中统逐渐意识到单独行动的局限性，开始与军统部分机构达成“有限合作”，以共享非核心情报为主，出处《中统军统上海斗争与合作档案》（上海档案馆藏）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