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外的街角，令狐靖远正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摆着一个馄饨摊——这是他的伪装，三轮车的车把上挂着一盏马灯，锅里煮着馄饨，热气腾腾的，掩盖了他的身份。他看到阿明和阿杰从别墅里跑出来，后面还跟着一群日军宪兵，立刻明白出事了，他抓起车把上的马灯，朝着街对面的“鸽子”晃了晃——这是“应急信号”。

鸽子穿着日军特高课的制服，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假装在巡逻。她看到令狐靖远的信号，立刻骑车冲向宫本和宪兵，大喊：“宫本长官！特高课急电！梅机关的佐藤课长让您立刻返回监听站，有紧急情况！”

宫本正带着宪兵追赶阿明和阿杰，听到鸽子的喊声，脚步顿了顿——他认识鸽子，知道她是特高课的人。他皱了皱眉，看向通风口的方向，地上掉着一个微型手电筒，铜制的外壳上刻着一个小小的“莱卡”标志，显然不是日军的装备。

“是谁？”宫本捡起手电筒，脸色阴沉，“是军统的人？”

“宫本长官，特高课的急电不能耽误，佐藤课长说，要是您不立刻回去，他会向梅机关汇报的。”鸽子故意提高声音，语气里带着威胁——佐藤课长是宫本的上司，他不敢得罪。

宫本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远处跑没影的阿明和阿杰，又看了看手里的微型手电筒，最终咬了咬牙：“撤！回监听站！”他知道，特高课的急电比追赶几个军统分子重要，而且他已经拿到了物证，只要顺着手电筒查下去，总能找到线索。

看着宫本带着宪兵离开，令狐靖远松了口气，他推着三轮车，快速来到阿明和阿杰藏身的小巷——两人正趴在草丛里，气喘吁吁的，阿明的肘部被磨破了，渗出血丝，阿杰的相机还紧紧攥在手里。

“没事吧？”令狐靖远问道，递给他们两瓶水。

“没事，就是……手电筒掉在里面了，被宫本捡到了。”阿明有些愧疚地说。

“没关系，一个手电筒而已，只要你们安全回来，照片和记录拿到了就行。”令狐靖远接过阿明手里的白纸，上面记录着木箱的数量和位置，又看了看阿杰的相机，“照片拍清楚了吗？”

“拍清楚了，金库有10箱黄金，每箱50根，约5000两，都是足赤金条。”阿杰点头，“就是没来得及拍金条的细节，而且……我们虽用‘友·玄红·梅双’打开了门，但没摸清金属门是不是还需要钥匙配合，这次运气好，单密码就开了，下次要是必须钥匙+密码，就麻烦了。”

“这次行动有惊无险，已经很好了。”令狐靖远说，“宫本虽然捡到了手电筒，但他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也不知道我们已经摸清了黄金的数量。不过，我们没拍全黄金的细节，也没找到钥匙，9月5日前，必须再实施一次潜入，补全情报。”

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1点半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处理一下伤口，照片尽快洗出来，我要整理成报告，发给重庆。”

小主，

阿明和阿杰点点头，转身消失在小巷的阴影里。令狐靖远推着三轮车，慢慢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马灯的光线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眉头紧锁——宫本的突然出现不是巧合，看来玄武小组已经开始加强对租界内重要据点的巡查，接下来的行动会更危险。

上午8点，上海的街头已经热闹起来，静安寺路的咖啡馆门口，阿强、阿力、阿伟正穿着破旧的黄包车夫衣服，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假装在吃早饭——他们是跟踪组，负责跟踪周佛海的运钞车。

阿强的黄包车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车把上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坐垫上缝着一块补丁，看起来和普通的黄包车没什么两样。他手里拿着一个馒头，眼睛却警惕地盯着沁园邨别墅的后门——按照计划，周佛海的运钞车会在8点半从这里驶出。

8点25分，一辆深绿色的丰田卡车从别墅后门驶出来——卡车的车身上印着“三井物产”的字样，车牌是沪A-1234，正是王贵查到的运钞车。司机是个日本人，穿着黑色的制服，戴着白色的手套，卡车的车厢用帆布盖着，上面站着两个日军宪兵，端着三八大盖，警惕地看着四周。

“来了！”阿强压低声音，推起黄包车，跟在卡车后面约五十米的距离。阿力和阿伟则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跟在黄包车后面，假装是赶路的小贩。

卡车沿着静安寺路行驶，转南京东路，再往上海港的方向走——路上的行人很多，卡车开得不快，阿强他们很容易就能跟上。阿强一边拉着黄包车，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卡车的动向，阿力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快速记录着路线：“静安寺路→南京东路→外滩→三菱码头。”

9点10分，卡车抵达三菱码头——码头很大，停泊着十几艘轮船，其中一艘白色的轮船格外显眼，船身上写着“富士丸”三个黑色的大字，是日军的运输船。码头的入口处有日军宪兵守卫，穿着黄色的制服，端着三八大盖，检查进出的人员和车辆。

运钞车直接开到“富士丸”运输船的旁边，车厢的帆布被掀开，露出里面的10个黑色木箱——和阿明他们在金库看到的木箱一模一样。两个日军宪兵从船上下来，和卡车司机交谈了几句，然后开始清点木箱的数量，确认无误后，将木箱搬上运输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