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一家有名的副食店，柜台后的老师傅隔着玻璃柜问我：“小同志，要点什么？”

我看着兜里有限的钱和粮票，精打细算起来：“劳驾您，给我来两只北平烤鸭，包严实点！”——这是给张天利解乡愁的，也给王波那上海小子开开荤。

老师傅手脚麻利地用油纸包着烤鸭，又推荐道：“咱这儿的二锅头可是地道，给家里长辈带两瓶？”

我心思一转：“行，你给包好了，有糖果点心吗？来点实惠抗饿的。”——这是给王波捎的甜头。最后，目光落在柜台里那包红色的“牡丹”香烟上——这是给郭部长的谢礼。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给兄弟的烤鸭和零嘴，给领导的烟，每一份礼物都承载着不同的心意，体现着我们之间朴素的兄弟情谊和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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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大包小包出来，我心里盘算着，东西齐了。烤鸭的香气已经从油纸包里钻出来，勾得我肚里的馋虫直叫。

终于，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换来了手中沉甸甸的几包礼物。这种通过自己努力（高考改变命运）换来回报，并能与兄弟分享的感觉，比任何情绪都更让人满足和踏实。

就在我心满意足，提着东西准备往回走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我只顾着低头看路，没留神迎面撞上了一个人。一股淡淡的、不同于雪花膏的馨香传入鼻尖。

“哎哟！”

我赶忙抬头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没看……”

话，卡在了喉咙里。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我两世为人都未曾见过的姑娘。她梳着一条乌黑油亮、几乎垂到腰际的麻花辫，脸庞白皙精致，像是画里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布拉吉（连衣裙），是沉稳的黑色，脚上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小牛皮靴，肩上还挎着一个别致的牛皮包。

这一切，在周围一片蓝灰的海洋里，显得如此耀眼，如此不同凡响。前世见过的所有明星，在她面前仿佛都黯然失色。

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六十年代单调的视觉底色。布拉吉、皮靴、皮包，这些细节不仅彰显着美貌，更暗示着她极不普通的家庭背景和审美品味。

我一时看得呆住，忘了言语。

那姑娘柳眉一竖，地道的京片子像珠子一样噼里啪啦砸过来：“嘿！哪儿来的登徒子？小流氓！看什么看？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她的声音清脆泼辣，与身上那股书卷气的精致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我瞬间回神，脸颊烧得通红，不是生气，是窘迫。我连忙再次道歉：“同…同志，真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小心，撞到你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更不是…不是流氓。”

许是我涨红的脸和磕磕巴巴的解释显得足够狼狈真诚，她脸上的怒意消了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手中的土特产上停留了一瞬，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一甩辫子，像只骄傲的白天鹅，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心却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咚咚直跳。那惊鸿一瞥的惊艳和被她训斥的尴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极其微妙而难忘的体验。这短暂的插曲，为我这次北京之行，添上了一抹截然不同的、鲜活而私密的色彩。

这意外的邂逅，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颗小石子，涟漪虽渐渐散去，但那枚石子却沉在了心底。她的形象、她的声音，成为一种鲜明的记忆烙印。

第二天，郭部长和我一起到北京站坐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