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城里粮食供应不足，城市满街待业二流子精力旺盛乱晃荡。

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工厂又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安排他们，留着不解决迟早要出事儿，弄到乡下自己种粮养活自己，文革十年期间1200万人下乡，就说这得多少粮食。

这时还是主动下乡不强制，但是街道也有要摊派完成的名额。农业不发达粮食产量低，指望着人多力量大，多产粮食。

结果呢，务农是很辛苦的，知青们度过最开始的几天新鲜劲儿，便受不了，每天累个半死还饿得直抽抽，都骂骂咧咧的开始怀疑人生。

辛苦不是最难受的，难受的是一眼看到头的恐怖，因为他们的户口及粮油关系都被固定在当地，没有组织证明信，几乎寸步难行，所以中后期才会陆续有对自己狠的人，用壁虎断尾的自残方式逃回城里。

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既解决了待业问题，也对文化的传播起到推进作用。

这时候农村大部分文盲，知识青年下乡开了扫盲班，使识字率得到很大提升。

这一套哪怕放到现代也不落伍，城里工厂产能多了职工下岗，随后五花八门的家电、汽车下乡。

国家发展战略那是先农业，农村，后工业城市，理念是农村发展起来，工业才有了材料和市场。

当年抗战的时候，大部队在哪儿？是在农村，以前的发展重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胜利了以后，大部队在哪儿？是在城里，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开始。

李宝根蹬着自行车，在心里算了一下，现在学校是五二二制，等到跃华初中毕业，正赶上下乡最热闹的几年。

【其实早在55年至61年，咱们学习老苏解决城市冗员的方式，开始小规模组织城市青年建设农村、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基本以农场兵团为主，只有少数人去插队，但因为饥荒问题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