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6日，莫斯科的晨雾还未散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就已焦躁地踱步在德国驻苏大使馆的书房里。

窗外的红场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如同沉默的巨人，俯瞰着这座被紧张气氛笼罩的城市。

三天前，他带着阿道夫亲笔签署的全权证书，乘坐“秃鹫”运输机抵达莫斯科，满心以为能迅速与斯大林敲定互不侵犯条约——毕竟柏林已箭在弦上，9月对波兰的“白色方案”不容拖延。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冷拳：斯大林始终未曾露面，只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偶尔派人送来几句“领袖正在处理紧急国务”的敷衍答复。

里宾特洛甫用力攥紧了手中的电报，纸页在他指节间皱成一团。昨晚发给阿道夫的急电里，他语气焦灼地描述了这种被晾在一边的窘境，而柏林的回电只有冷冰冰的催促：“不惜一切代价，在48小时内达成协议。”这位纳粹外长深知，阿道夫已没有耐心等待，一旦苏联迟迟不松口，德国要么推迟侵波计划，要么就得冒着两线作战的风险硬闯——而这两种结果，都是柏林无法接受的。

他的随员施密特博士轻叩房门进来，低声汇报：“外长先生，苏联外交部刚刚传来消息，莫洛托夫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同意在27日上午10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

“27日？”里宾特洛甫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他们让我们等了整整四天！”从23日抵达莫斯科到27日会谈，这四天里，苏联人始终保持着刻意的疏离。他们既不拒绝谈判，也不推进进程，仿佛在欣赏德国代表团的焦灼。

里宾特洛甫隐隐感觉到，这绝非简单的拖延，斯大林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一个能让苏联利益最大化的筹码。

事实上，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正对着墙上的欧洲地图陷入沉思。烟斗里的烟丝燃得正旺，青色的烟雾在他周围缭绕，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

莫洛托夫站在一旁，汇报着英法苏三国谈判破裂的细节——那些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政客们，始终不愿给予苏联足够的尊重，更拒绝承诺在波罗的海国家遭受侵略时提供实质性援助，他们只想把苏联当作阻挡德国战车的棋子。

“英法的诚意，早在慕尼黑就耗尽了。”斯大林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手指重重地敲在波兰的版图上，“他们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明天就能出卖我们。里宾特洛甫的到来，不过是阿道夫的权宜之计，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东方战线的最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