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末的莫斯科，夏末的余温尚未完全消散，白桦林的枝叶间已透出几分清冽的秋意。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澄澈的晴空下泛着深沉的赭红色，墙下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偶尔有几只灰雀起落，打破片刻的宁静。

这座承载着苏联革命与建设使命的城市，此刻正因一场特殊的典礼而显得格外肃穆——共产国际学院，这所寄托着世界革命希望的学府，即将在今天正式揭开帷幕。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康米党人陆续抵达，他们中既有刚从西班牙内战硝烟中走出的战士，也有在亚洲殖民地坚持斗争的革命者；有白发苍苍的政党领袖，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骨干。

每个人的胸前几乎都别着一枚镰刀锤头徽章，眼神里带着对信仰的执着与对未来的期许。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彼此用俄语简单交流，或是通过翻译交换着问候，话题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即将举行的开院典礼。

林育荣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专车护送下抵达的。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苏军便服，身形略显清瘦，脸色带着长期养病留下的苍白。1938年3月，他在河东抗击旭日前线被友军误伤，子弹洞穿右肺叶，还擦伤了脊椎，损伤了中枢神经，留下了怕风、怕光、怕声音的后遗症。

东煌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匮乏，尽管医务人员尽心尽力，也难以彻底治愈他的伤病。主席对此十分焦急，与……等同志商议后，决定送他前往苏联治疗，并致电苏布中央和东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恳请尽力为他医治。

同年12月，林育荣与新婚妻子辗转抵达莫斯科，苏布中央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安排他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里，接受最好的医疗和生活待遇。

此刻，汽车缓缓驶入克里姆林宫的宫门，林育荣靠在车窗边，目光平静地掠过红墙内侧的建筑群。他的听觉比常人敏感，远处士兵的脚步声、车辆的引擎声都让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轻便的耳塞戴上——这是苏联医生为他特制的，能稍稍隔绝外界的喧嚣。

车子停下后，东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早已在门口等候，见到他便快步上前：“育荣同志，主席的电报我们已经转达，斯大林同志特意嘱咐，让你坐在前排就座。”

林育荣微微颔首，轻声道谢。走进大礼堂，内部的景象让他暗自驻足：穹顶高悬的水晶吊灯折射着柔和的光芒，主席台后方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巨幅画像，画像下方是鲜红的共产国际旗帜。

长条木椅上已经坐满了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汇聚于此，却因共同的信仰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他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到前排左侧的位置坐下，身旁是几位来自东欧国家的康米党人，他们友善地向他点头致意，林育荣也礼貌地回应。

下午两点整，大礼堂内的灯光骤然亮起，原本低声的交谈声瞬间平息。厚重的胡桃木大门被缓缓推开，一队身着仪仗礼服的红军士兵踏着整齐的正步走入，皮靴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响铿锵有力，如同战鼓在人心头擂动。紧随其后的是苏布中央的核心领导人，而走在最中央的，正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