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生的脸上都是汗。

他的脸色煞白，眼睛也酸疼。汗水挂在眼睫毛上时一阵一阵的视线模糊。

这种视线模糊，在一场手术中几乎是致命的。

但在这里，没有人会计较这个。

柳生自己也不会。

他没有助手，于是没有人替他拿各种手术工具——这里也没有这个，他带来的手术刀已经是仅剩下来的“资源”了。

他身侧利用破碎帐篷拼凑起来的矮桌上放着的针线是前不久出现在这个临时驻地里的战地记者友情赠送的。他利用这些针线救回来了两个开膛破肚的人，而这两个人又在不久后的袭击中重新回归上帝的怀抱。

柳生当时忍不住想，他的坚持，真的有意义吗？

但是现在他不会想这些。

他只会把这原本用在缝纫上的普通缝纫针和仅剩下一小卷的棉线，用在被送来他“临时手术室”的伤员身上。

他能做的只有这个了——切掉伤口的腐肉，用尽各种办法（甚至一些是他读书时嗤之以鼻的民间偏方）止血，然后撒一点草药，最后缝合。

剩下的听从上帝的安排。

能够消炎的抗生素是很宝贵的，用一点少一点，不是开膛破肚缺胳膊断腿，是不会用的。

但柳生不信上帝。

他是个叛逆的人。

虽然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他没有信仰，认为是物质成就了意识。

他厌烦所谓的“精英生活”，于是在告知家里准备申请医学博士学位后先向学校申请了gap year，又申请了非洲医疗援助的名额。当然，他只能走志愿者渠道而不是正规医院的医疗援助。但也只有志愿者会涉及最危险的区域，甚至只要以“理想”为名，可以走到理论上距离炮火最近的位置。

于是现在他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