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别急。”令狐靖远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个铜制“工”字牌——这是军政部的通行证，早上从戴笠那拿的，“我扮成送文件的，进去找李科长，你们在楼下等着，我一挥手，你们就冲上来。记住，动作要快，别让他把密电码烧了。”

车停在军政部门口，令狐靖远下车，手里拿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空白文件，只是做做样子），举着“工”字牌对哨兵说：“军委会送文件的，找李科长。”

哨兵检查了“工”字牌，没发现异常，就让他进去了。进了大楼，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办公室的门偶尔开一下，传出打字机的“哒哒”声。三楼的走廊尽头就是李科长的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出翻文件的声音。

令狐靖远轻轻推开门——李科长正坐在办公桌后，穿灰色中山装，戴着金边眼镜，手里拿着个放大镜，在看一份文件。他看见令狐靖远，愣了一下：“你是谁？找我有事？”

“军委会送文件的。”令狐靖远走到办公桌前，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突然挥手——这是信号。楼下的弟兄们立刻冲上来，脚步声震得走廊都在响。

李科长脸色一变，伸手就要去摸抽屉里的枪，却被令狐靖远一把按住。“李科长，别费劲了。”令狐靖远的声音冷得像冰，“黄浚都招了，你是‘麻雀’的同伙，负责给日军递军队调动的消息，对不对？”

李科长的脸“唰”地白了，嘴唇哆嗦着：“我……我没有！你们别血口喷人！”

令狐靖远从抽屉里搜出个密写本和一支钢笔——钢笔的笔杆里藏着密写药水，是日式“樱花牌”，跟黄浚身上的同款。“这是什么？”他把密写本和钢笔往李科长面前一推，“里面记的军队调动时间，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你上周递出去的密信，我们已经截到了，别装了。”

李科长的肩膀垮了下去，双手垂在身侧，再也没了刚才的嚣张：“是……是我写的……我也是没办法，日军抓了我儿子，说不帮着做事就杀了他……”

“你儿子在哪？”令狐靖远追问，声音软了些——他知道，有些内鬼确实是被胁迫的，但背叛就是背叛，不能轻饶。

“在上海的集中营里……”李科长的声音发颤，眼泪涌了上来，“日军说，只要我递够十次消息，就放我儿子回来……我已经递了九次了，就差最后一次……”

令狐靖远没说话，对弟兄们说：“把他绑起来，带回军统本部。”又转头对李科长说，“你要是老实交代，我会帮你查你儿子的下落，要是不老实，你就别想再见到他了。”

抓完李科长，令狐靖远又带弟兄们去了财政部——赵主任的办公室在二楼，门口有个秘书，正坐在桌前打字。令狐靖远扮成“军委会的人”，说要找赵主任“谈财政拨款的事”，秘书没怀疑，就让他进去了。

赵主任正坐在沙发上喝茶，穿一身西装，戴着圆框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看见令狐靖远，连忙站起来：“这位先生，找我有事？”

令狐靖远没跟他废话，直接亮出督察处的关防：“赵主任，我们是督察处的，现在怀疑你勾结日特，跟我们走一趟吧。”

赵主任的脸瞬间白了，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我没有！你们弄错了！”他转身就要跑，却被门口的弟兄们拦住，一把按在墙上，反绑了双手。

从赵主任的办公室里，弟兄们搜出了三张银行汇票——都是日军给的，每张都有五千元，还有个电台零件，是用来组装微型电台的。“这些汇票是怎么回事？”令狐靖远把汇票往赵主任面前一推。

赵主任低着头，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是……是日军给的报酬……他们让我递财政密码，每次给我五千元……”

“财政密码递出去多少？”令狐靖远追问。

“没……没多少……”赵主任摇头，“就递过三次，都是财政拨款的密码……”

令狐靖远让弟兄们把赵主任绑起来，带回军统本部。路上，小马递过来个纸条：“处长，陈队长那边传来的，王参谋抓着了，从他身上搜出了行营的布防图，还有个联络暗号本！老郑那边也抓了张老板，从他的店里搜出了三箱炸药，都是日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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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靖远接过纸条，心里松了口气——第一天就抓了四个，还算顺利。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黄浚的密写本上还有十几个名字，都得一个个抓出来，不能漏。

回到军统本部时，天已经擦黑了。地下室里挤满了被捕的日特，李科长、赵主任、王参谋、张老板被分开关在四间审讯室，每间门口都站着两个持枪的弟兄，枪托在青砖地上磕出冷硬的声响。令狐靖远先去了关押李科长的房间，油灯的光把人影拉得老长，李科长坐在椅子上，头发凌乱，金边眼镜歪在鼻梁上，之前的斯文劲儿荡然无存。桌上摆着从他办公室搜出的密写本，用淘米水浸过的纸页上，“5月3日军需运输路线”几个字清晰可见，墨迹还带着些潮气——显然是刚写没多久，没来得及递出去。

“你递出去的九次消息，具体是什么内容？”令狐靖远坐在他对面，指尖在密写本上轻轻敲着，声音平稳得听不出情绪。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映得他袖口的补丁（是上次在上海码头被日特划烂后缝的）也跟着动。

李科长的喉结滚了滚，眼神往墙角的铁桶瞟了瞟——桶里的水还冒着白气，是下午准备的“水刑”工具。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发颤：“第一次……第一次是去年十二月，递的是南京周边的驻军布防；第二次是今年一月，递的是汉阳兵工厂的生产进度；第三次……第三次是三月，递的是重庆到昆明的物资运输路线……”他越说声音越低，到最后几乎听不清，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

令狐靖远把密写本翻到新的一页，推到他面前：“把每次递消息的时间、地点、接头人，都写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支钢笔——是戴笠去年送的“派克牌”，笔帽上刻着“守土”二字，“你要是写得详细，我让人去上海集中营查你儿子的下落；要是漏了一句，你知道后果。”

李科长接过钢笔，手还在抖，笔尖在纸上划了好几道歪歪扭扭的痕，才慢慢写下第一个日期：“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在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接头人穿黑色风衣，戴礼帽，留八字胡……”

等李科长写得差不多了，令狐靖远又去了关押赵主任的房间。赵主任比李科长镇定些，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眼神里带着些不服气：“我就是拿了点钱，没递多少重要的东西，你们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

“没递重要的？”令狐靖远把那三张银行汇票往桌上一放，“五千元一张，三次就是一万五，日军会给你这么多钱，就为了要些无关紧要的？”他从怀里掏出张电报——是早上截到的，用“樱花”密码译出来的，上面写着“赵已递财政拨款密码，可截重庆至西安的军饷”，发报时间是昨天晚上，“这是日军发给特高课的电报，你还说没递重要的？要是军饷被截，前线的弟兄们吃什么？拿什么打仗？”

赵主任的脸“唰”地红了，又很快变得苍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最后只是颓然地垂下头：“我……我错了……我不该贪那点钱……”

“错了？”令狐靖远的声音冷了下来，“你拿的不是钱，是前线弟兄的命！去年徐州会战，多少弟兄因为军饷没及时到，饿着肚子打仗？你对得起他们吗？”他往桌上放了张照片——是前线士兵的合影，个个面黄肌瘦，却还举着枪，背景是被炸烂的战壕，“你看看这些弟兄，再看看你自己，你良心过得去吗？”

赵主任的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对不起弟兄们……我不该帮日本人……我说！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我还知道个潜伏的，是财政部的副部长，姓吴！他跟日军的联络方式是‘在《中央日报》上登寻人启事’，‘寻失散多年的弟弟’就是要递消息，‘弟弟已找到’就是消息收到……”

令狐靖远的心猛地一沉——副部长！比赵主任的职位高多了，要是真的，那渗透得也太深了。“吴副部长最近有没有登过寻人启事？”他追问，往前凑了凑。

“登过！”赵主任点头，眼泪还在往下淌，“就在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日报》上，第三版，标题是‘寻弟吴二，多年未见，见报速联系’，下面留的地址是上清寺的‘静心茶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吴副部长根本没有弟弟，现在想来，那就是给日军递消息的暗号！”

令狐靖远让小马把这些记下来，又问：“吴副部长还跟哪些人有来往？有没有提过武汉、长沙的潜伏小组？”

“提过！”赵主任急忙说，“他说‘武汉有个小组，在兵工厂做事，负责炸生产线；长沙有个小组，在火车站旁边开了家杂货店，负责递军队调动的消息’！还说‘这些小组都是五年前就潜伏的，跟老百姓一样，不容易查’！”

从赵主任的房间出来，令狐靖远直接去找戴笠。戴笠正在办公室里翻电报，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玄色中山装的袖口沾着些烟灰。“戴局长，有个重要情况。”令狐靖远把赵主任的供词递过去，“财政部的吴副部长可能是潜伏的日特，四月二十五日还通过《中央日报》给日军递过消息，武汉、长沙的潜伏小组他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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