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头大黄牛！”

“那该认得这个字。等你会写了，就能在牛棚上写个‘牛’字，告诉你爹——这字我认得，这牛我认得。”

男孩眼睛又亮了：“真的？”

“真的。”颜述之将册子递给他，“这个送你。找个识字的哥哥姐姐，教你认这些字。都是庄稼人用得着的。”

离开时，男孩还蹲在地上，一笔一画描着那个“牛”字。那认真的模样，让颜述之想起武昌社学里那些最初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女孩。

教育，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给愿意伸手的人，递一把梯子。

回到船上，他将这日所见记入行记。这不是奏章，不是公文，是私人的札记，记着一路的见闻、思考与触动。

写到安庆那个男孩时，他笔尖顿了顿，添上一句：

“社学之要，不在广厦华堂，而在有愿学者，有愿教者，有愿成者。武昌一年，所成非十五村社学，乃证明了‘有愿’二字的力量。”

船继续北行。过金陵时，他收到了京城的来信——不是驿站公文，是萧令仪托南下的官员捎来的私信。

信很厚，除了日常问候，还附了份《礼部社学司筹建草案》。草案详细规划了社学司的职能、编制、经费来源，最特别的是设立“地方特派员”制度——从有经验的州府抽调能吏，轮值赴各地指导社学推行。

草案末页有萧令仪的批注：“此案经父皇御览，已准试行。君归后，当掌此司。特派员人选，武昌李医士、周先生等，皆在考量之列。盼君一路顺风，归时细议。”

颜述之仔细读了三遍。

这意味着，他在武昌一年的尝试，不仅成了“可推广经验”，更将化为国家制度；他培养的那些人，不仅能在武昌发光，还能去照亮更多地方。

这是比任何嘉奖都更实在的肯定——肯定他走的路是对的，肯定他点燃的火种有价值。

他将草案小心收好，继续读信。信的后半是京中近况：萧怀瑾又改进了织机，蕙兰雅集的实学讲座场场爆满，东宫的试验田麦苗已抽穗，小承稷已能含糊叫“姑姑”……

琐碎，温暖，像家的气息。